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学术研究 >> 内容

宋代人口南迁与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2)

时间：2014-3-6 15:07:11 点击：

　　核心提示：秦汉以来，人口南迁的事史不绝书。到雨宋，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南迁势头。北宋神宗以前，南迁人口的数字已相当可观。据《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载，广州的户数，太宗太平兴国年（辖八县）主户为一六○五九户（客...

广州稻米的储备和外销，主要是由于本区总量的提高而改变了粮食的供求关系，在耕地和劳力不缺的条件下，这就会引起商品性作物的增多。

除稻米外，本区主要用于投放市场的农产品，较大宗的还有如下几种：

小麦——唐时有种无收。而宋代、尤其在南宋，广州等地由于南迁人口对面粉的需求使小麦价涨至每斛一二○○○钱，广大迁民又有这方面的栽培技术，加上官府实行优惠（不另加租税），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大面积的小麦为应市而生产，『农获其利，倍于种稻』16

水果——荔枝：前代多归皇家贵族享用，宋代各县推广种植，品种增至二十多个。曾巩《福州拟贡荔枝状》云：『闽粤荔枝食天下，其余被于四夷』，其外销量可知；柑桔：宋时『广南……民多种柑桔以图利』，17这就不同于前代的贡品了；香大蕉：既作鲜食，也用于加工，《桂海虞衡志》云：『南中芭蕉用梅汁渍，曝干压扁……名芭蕉干』，方便贮存外运。

花木——宋初，广州每年都有奇花异木几千盆远运汴京，其后番禺也有花市。《岭外代答》载：『（素馨花）卖于市，一枝二文，人竞买之。』此外，产品还用于制造化妆品和配制香料。

木棉——前代遍植于海南的木棉（吉贝），宋代也已传进本区。宋人方勺《泊宅编》云：『闽广多木棉……今所货木棉，特其细紧尔。』据此不妨推断：本区产木棉，广州有棉布织造业，其产品『细紧』的，则用于『货』。

这些农产品的销售量和行销范围各不相同，但都具有一个共通点，即较之前代增加了程度各异的商品性——本区农业生产进步的另一表现——而其发展的势头，下述数据可供参考：太祖开宝四年（九七一年）广州农副产品征税，『岁收铜钱一千七十贯』；仁宗嘉头四年（一○五六至一○五九年）的某一年，广州收得商税二七○二二贯；神宗熙宁十年（一○七七年）增为六八七○三贯18。

农业生产的发展使一定规模的城镇建设成为可能。广州在唐代虽是世界着名的贸易港口，但仍然是汉代番禺城的格局。宋代从仁宗时起即加以扩建和修筑，共二十多次，建成中、东、西三城，城周总长二十二里，面积为唐城的四倍。19宋城新建的设施甚多，其中有：交通工程两项—— 城内开挖内濠、南濠、清水濠，总长约2000丈，以通舟揖，东郊（今黄埔一带）辟建一个番舶避风港，『延袤十余裹，阔十丈，人称鹿步』20；巨型建筑一座——中城双门，『广十丈四尺，深四丈四尺，高二丈三尺（上有楼七间），皆甃以石，覆以砖。虚其东西二间为双门……规模宏壮，中州未见其比』21；文化机关九所以上——州学、南海县学、番禺县学、番山书院、禺山书院、贡院、八贤堂、十贤堂、师悟堂等；医疗、慈善机构五所以上——惠济药局、广安宅、安仁宅、安乐庐、寿安院等。此外，还有招待番商的来远驿、查验番货的市舶亭、检阅水军的海山楼等等。在州城附近，又形成扶胥、猎德、大水、瑞石、平石、白田、大通、石门八个镇，即『宋八大镇』。

这一系列公共建置动用人力财力甚巨，例如理宗淳佑年建双门，费钱二七二○○贯：开庆年扩浚内濠，用钱二○○○○○○贯、米四○○○○石。均由乡镇居民负担，『钱以产敷，夫随乡调』22。

因此，这些项目的建成，同宋代，特别是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其中若干项目还同人口南迁有直接关系：孝宗时的接济库和广安宅、宁宗时的安仁宅和惠济仓。专为抚恤流落广东的官员家属而设；宁宗时的安乐庐，则用于接待无法北归的商旅；怀圣寺的光塔，由来自山东的蒲氏出资重修。23

宋代人口南迁不但促进了珠江三角洲的物质生产，同时也加深了封建土地占有关系。

唐德宗用两税取代租庸调，标志着全国范围内均田制己日渐让位于土地私有制。宋代，本区土地买卖和租佃制己相当盛行，南迁士民必然要受这个趋势的制约。各姓成员之间原先的社会身份和财产占有情况不一样，入籍以后所处的生产地位也就不相同，阶级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小部分脱离劳动的成员用种种手段占有土地，成为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一部分成员在自己所得的土地上劳动而成了自食其力的自耕农；较大一部分成员因失去或从未得到过土地而沦为佃农或雇工。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在各姓的家谱中是屡见不鲜的。就以获得土地而言，常见的有三种方式：

其一，役使同姓或异姓成员垦荒，然后据为已有。以罗贵为例，他只是个未进官场的贡生，而在十四名家口中竟有男仆五名、女仆三名，其所『新收』、即产权归他所有的二十一亩多山塘田地肯定有这些生产者的劳动成果。虽然仅此材料尚不足以断定他的阶级属性，但他或他的继承者通过这一途径上升焉地主是完全可能的。

其二，购置或接受赠予。卸任官员或财产较多的迁户，在人烟尚不稠密的本区。不难用贱价购得土地。迁东莞岑田村的邓符协在县北所置『书田』，足供其所创力瀛书院的用度；迁太良（今顺德大良）的罗姓，其第四代只是个退职巡检，即『广置田庄三百顷 24；迁南海芦竹（今河清）的潘氏『置田二百余亩』25。娩外，原佃户购买官府拍卖的『没官户绝田』，高宗时规定八折优惠，据此推断当有一些佃农转为自耕农。至于赠予，则以陪嫁的『奁田』较多见，除新会赵姓外，连南宋大僚崔与之（先世自汴京迁增城）也碰到过，『子叔以纳妇，有奁田六百石，（与之）责令归之』26。由此可知风气之盛。

其三，官僚贵族大量占据土地。南迁的士人，以其优越的条件较多地进入仕途，上升为官僚地主。如沙湾李氏，自江西泰和徙南雄迁广州共六代，代代为官。其第七代李昴英为理宗时探花，官至吏部侍郎，封番禺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其第三子李志道，以工部侍郎致仕系在潮州『勤王』有功，得帝是赏给东莞诸县田地八○○○顷27，据罗香林《宋五台与宋季之海上行朝》文称，一九五五年香港大屿山（宋时属东莞）发现『李府食邑税山』界石——虽然李氏父子对两起『食邑』尚未拥有土地所有权（只享用赋税），但从所谓『（沙湾）灯火万余家』看，这个庞大的官僚地主家族的地产是可想而知的。至于贵族霸土地，则有曾拨出奁田的三江赵氏，他『为子孙基业』计，竟放出九个木鹅随水飘流，然后在木鹅停留处『立石桩九条以为标准，至今北到淡水、三甲，遗址存焉』28，夺得一大片新生沙坦和土丘。这类靠皇权夺土地的地主为数甚少，但所拥有的土地却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本区土地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的因素：各姓的始迁者为了维护族内的血缘关系与产权，往往设立本族公堂，拨出一定数量的祭祀田作为永业公产。随着土地兼困的加剧，或由于捐献，或由于冒占，于是就产生了集本房政权、族权、产权于族长一身的、以同族子孙为剥削对象的公堂地主。番禺沙湾乡何氏『留耕堂』、南海九江乡关系『树德堂』、大塱冼氏『光远堂』等等，都属此类。

在各姓族长或有权势者形成为榨取地租的地主阶级的同时，更多的本族或外族成员却变为附着于其土地上、被迫缴纳一部分劳动果实的佃农。据元丰年、淳熙年的数字，广州客户（即佃户）均居总人户的55％左右，在各州中是偏高的（元丰年广东路仅为39％）。这个广大南迁劳动者纳在其中的、占当地农户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其人身依附关系比之前代渠帅、豪族所占有的部曲、奴仆较为松散，而所缴纳的一般是固定地租，因而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正是宋代本区农业生产赖以改观的主要动力。这个队伍的壮大，同样说明了地主占夺土地的严重性。

因此，南迁入户的阶级分化，从广度和深度上充实了本区业已存在的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度，并且加速了这一进程。

综上所述，宋代以人口南迁为契机，珠江三角洲得到较具规模的垦辟，其封建经济无论从质从量看都取得重大进展，为本区后来跻身全国先进行列提供了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