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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灏珠 半个多世纪在“心”路奋斗

[日期:2012-10-26] 来源:江门日报  作者:谢礼鸣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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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心”结缘很曲折

  【从母亲去世,到走上学医之路,再到后来有幸跟随董承琅、陶寿淇等心血管病大家,陈灏珠与“心”结缘的经历十分曲折。但纵观整个经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陈灏珠自己对心脏病学的理解与思考。】

  

  江门日报:陈院士,请问您是怎么走上医学之路的呢?

  陈灏珠:原因最早可以追溯到1939年在香港,我上初中二年级那年。那一年我的母亲因为患高血压,中风去世了。在当时,根本没有能把血压降下去的特效药,当时我就有个愿望:将来做医生,能为患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治疗。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争”,香港随即沦陷。我家于1942年逃难回到新会老家,随后我到当时广东省临时省会韶关市,进入当时的广东省立琼崖中学粤北分校继续读完我在香港未读完的高中三年级课程,并于1943年中学毕业。中学毕业要考大学了,当时我心里更偏向于“学工”,做一名工程师。学校原要保送我到贵州的交通大学(现上海交大)就读,可由于战争切断了交通,根本去不了;又想保送我到当时的中央政治学校就读,那是国民党培养县长、省长和外交官的地方,但是我当时对政治不感兴趣,于是我报考了当时在韶关市招生的三所院校,即国立中山大学的机械工程专业、在江西的国立中正医学院,以及广西的国立广西大学化学系。

  后来知道,这三所大学我都考上了,但是当时最先收到的是国立中正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加上母亲去世一事对我的影响,就最终来到国立中正医学院,走上了学医的道路。

  

  江门日报:医学的范畴十分广泛,您为什么最后会选择从事心脏病学这一专科呢?

  陈灏珠:1948年我在国立中正医学院读完了5年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理论课后到国立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实习一年。1949年实习期满毕业成为医生,被留在中山医院内科工作,当一名内科住院医生。内科是临床医学的二级学科,和现在不同,它下面还未再分三级学科如消化内科、心脏内科、呼吸内科等,当内科住院医生的时候要在各个科病室间轮转。住院医生做完后,才能选专业。

  当时我因为各种机遇,有幸跟随董承琅教授和陶寿淇教授两位我国心血管病内科学科的创始人学习。我在当实习医生的时候,跟随过董承琅教授查病房,听他的病例分析。陶寿淇教授从美国带回了心电图学的知识和机器,当时我跟随他学习心电图并参与了一些他领导的关于心电图的研究。

  1950年,陶寿淇教授带队到浙江嘉兴为人民解放军战士防治血吸虫病,我是队员。那时解放军官兵为了解放台湾,在河里练习游泳,因为上海郊区和江苏、浙江的河流是血吸虫病的疫区,结果很多人患了血吸虫病。当时治疗血吸虫病唯一的方法是采用三价锑剂酒石酸锑钾静脉注射,这对心脏和肝脏都有一定毒性的。我们在治疗期间就定期作心电图检查,观察病员心电图变化,保证心脏安全、没有发生意外事件。

  到抗美援朝的时候,陶寿淇教授和我在1952年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队第七大队来到齐齐哈尔东北军区第二陆军医院,诊治从前线转下来的病情复杂的伤病员;同时建立一所军区学校,培养中级医务人员。每天要负责医疗救治,又要搞教学,条件比较艰苦,但我们都一一克服了。经过这些事情以后,我把内科各个专业做了一个比较,觉得心脏内科的发展潜力很大,就确定了往这个当时还不那么热门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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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创了我国现代冠心病介入性诊断的先河

  【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十分困难。在此期间,陈灏珠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迎难而上,创造了国内医学界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使他逐渐蜚声国际。】

  

  江门日报: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十分曲折。受到西方国家封锁,很多技术、仪器都没有,请问您当时是怎么走过来的?

  陈灏珠:确实,当时物质条件是十分缺乏的。例如上世纪70年代初,我和同事们开始研究介入诊断冠心病的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的临床应用。我们先要进行实验研究,当时,国内的设备还十分落后,例如造影手术首先需要X线机,进口的冠状动脉造影X线机球管可以转动,从不同角度拍照,可是医院的老设备在拍照时球管不能转动,只能固定在正侧位上。怎么办呢?大家讨论后认为既然X线机的球管不能动,何不自制一个能转动的手术床?

  我们想到独木舟底部如果有个支点,就可以从各个角度转动。于是找来木板,做了一张像“独木舟”似的船形床,病人睡在上面可以沿着纵轴旋转,解决了造影时要从不同角度拍照的问题。当年,我们医生常要自己动手设计很多仪器,我们的心外科医师就曾自己做过人工心肺机,设计出草图之后,由协作单位和医院的修理组师傅制造出来。

  

  江门日报:我知道您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治疗过几起难度极高、意义深远的病例,能为我们介绍一下经过吗?

  陈灏珠:在我研究介入诊断冠心病的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大概1年后,在人尸体上模拟此手术操作也已经取得成功。这时一位患者因胸痛住院,经过各种检查怀疑患有冠心病,但是无法确诊,医院领导批准为他施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手术。手术操作要求将一根管子通过皮肤送到心脏的血管里,然后注入造影剂,这些操作都有可能发生关乎生死的事件,病人很担心,不愿意接受手术。我和同事们也有很大压力,一是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医生们都十分谨慎,不敢做有风险性的手术;二是这项手术在病人身上做是国内第一次,担心造影剂充满冠状动脉后引起心肌缺血、缺氧,甚至引起心肌梗死。最终我们在1973年4月23日施行手术并取得成功,虽然时间只有不到1个小时,但却开创了我国现代冠心病介入性诊断的先河。

  1975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紧急通知,到江苏无锡抢救来访的美国专家。患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寄生虫病专家巴茨教授,在我国访问期间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当时,治疗心肌梗死还没有现在常用的“溶栓疗法”和“介入疗法”,但那时已有“监护治疗”,就是严密监护病人,及时发现和治疗并发症,促进坏死心肌的愈合。用这种方法治疗,在我国心肌梗死住院病死率已降至15%左右,国外也基本是这个数字。当时我被指定为治疗组组长,感到压力很大,因为这是一个国际医疗问题,抢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和无锡同事24小时监护病人,及时发现和治疗先后发生的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包炎、呃逆等并发症,成功使病人度过这些难关,3周后恢复了健康并回国。

  后来,1976年的美国《内科文献》杂志对这一事件作了详细的报导,认为我们给予病人的治疗水平达到国际标准。中国医生夜以继日地抢救病人的献身精神令人折服。美国同行对我们所用的医疗设备和药物都是中国制造的表示惊讶,他们没有料到被西方国家封锁了20多年的中国居然能自力更生地发展,并且抢救心肌梗死病人的治疗措施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

  1976年时,我遇到一例风湿性心脏瓣膜病手术治疗后发生心房颤动,用奎尼丁转复心律中发生“奎尼丁晕厥”(即由奎尼丁的副作用引起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等心律失常)。作为常用的治疗快速性心律失常的药物,奎尼丁一直在临床广泛使用。但奎尼丁本身会引起恶性快速室性心律失常,引起晕厥、抽搐甚至死亡。当时,这位患者在10小时内反复发生晕厥、抽搐29次,用各种方法治疗都仅取得暂时的效果,患者生命垂危,我和同事半步不离病床前观察患者病情,就这样经过密切观察终于得出用药规律,果断采用了超过正常剂量15倍的异丙肾上腺素静脉滴注,完全控制快速心律失常后减量维持6天,患者的室性心律失常彻底得到控制。当时脑子里只是纯粹地想要尽快把病人救活,可当回过头来总结这次治疗经验,查找文献时我们才发现,这一方法从未有人尝试过,属国际首创。

  3

  冠状动脉内超声检查获国际肯定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了科技的春天,陈灏珠也开始奋力弥补那“丢失的十年”,勇攀学术高峰。】

  

  江门日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段时期以来您的研究工作吗?

  陈灏珠:上世纪70年代初和90年代初,我以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和冠状动脉腔内超声显象技术为主攻方向。虽然此前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在临床上已被成功应用,但这只反映了冠心病介入性诊治研究发展的一个方面,后来我和同事们又钻研血管腔内超声检查显示血管壁病变的实验研究,并在1991年时做了相关报告,随后应用于临床取得成功。血管腔内超声检查是无创性超声检查技术与有创性的心导管检查技术相结合的诊断方法,能提供冠状动脉和其他血管的超声切面显像。早期动脉粥样硬化的病人,施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诊断,有时会看不出有冠状动脉狭窄的病变,冠状动脉内超声检查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点。1995年在澳门和香港的心脏病学国际会议上,我们汇报了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与会专家们的高度肯定,认为这是心脏病学超声诊断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我认为,无论是在医疗、教学还是科研工作中,要重视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但不能生搬硬套,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创新,要立足于我们国家的现实情况,为广大病人服务,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

  同行人眼中的陈灏珠

  舒先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

  他治学十分严谨

  陈灏珠院士是我永远的老师。无论是工作还是治学,他的态度都十分诚恳和严谨,即使年纪已经很大了,还是坚持亲自带学生,对我们做学问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他不但坚持每周查病房,而且是用英语讲话,也要求我们用英语汇报病史。当时我们都很紧张,生怕没表述好,其实现在想来,老师是为了在提高我们临床业务水平的同时,训练我们的外语能力。这是很有用的,因为国际上90%以上的医学文献都是用英文写的。

  此外,他还十分重视心脏听诊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些医师只依靠X线、心电图、超声心动图等检查来做诊断,陈老师认为这种忽略基本功的做法是不对的。他的听诊水平很高,很细微的细节都能听出来。听诊时,如果一开始我们听不到,他就把这些声音模仿出来,有点像口技的感觉,至今印象很深刻。

  跟随陈老师学习4年,是我一生的荣幸。

  策划/谭乐生 钟筱村 黄创快

  统筹/傅  健 谭月韶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谢礼鸣(除署名外)

  (部分内容参考《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陈灏珠》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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