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
在宋史研究领域，文献学成就最大
南方日报：陈乐素先生1933年的第一篇宋史论文《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一经发表就引起史学界的关注，成为史界新秀，有什么过人之处？
张其凡：这篇论文的发表，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开拓意义。第一，作者自此以宋史研究为主，成为专治宋史的学者。他在此后的10多年内，刊发了数十篇数十万字的宋史论文；第二，这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一篇研究宋代政治的论文，内容扎实、分析透彻，是此前大多数宋史论文未能达到的高度。
在他之前，在宋史研究方面发表文章的不多。1930年前的论文及作者，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内容以文化为主，思想、法制、文学是其重点，但论文内容在今天看来，多嫌简略；二是作者大多并非专门从事宋史研究者，有两三篇文章已经不错，最多的王国维也不超过10篇，比如大家熟悉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严格地说，这个时候还没有专门意义上的宋史学者。这些作者，在上世纪30年代后的宋史研究领域，基本看不到了。其他先生，当时邓广铭还在读大学，张荫麟等在大学任教，金毓黻发了一些文章。
60多年后再来看这篇文章，仍然没有过时。陈乐素先生详尽全面透彻的分析，仍然是这一事件的最高研究水平。到现在为止，整体上还没有人超过他。因此，当时这篇文章能够在颇有名气的《辅仁学志》上发表，引起学术界关注，决非偶然。他在史学上的贡献也主要在宋史学上。
南方日报：你曾说过，陈乐素在宋史研究领域，成就最大的是文献学。具体来说他在哪些方面最为突出？
张其凡：他的宋史研究，一开始就是从一个较高的基础上起步的。他的开篇之作，在其全部论著中，是高水平的作品。从而也使他在当时的宋史研究者中，以专门和高水平而著称。继《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后，陈乐素1934年在《国学季刊》刊发《徐梦莘考》，大约两万字。1935年与1936年，陈乐素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刊出《〈三朝北盟会编〉考》，合共约16万字。《国学季刊》是20世纪初即已有名的学术刊物，《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更是公认的一流刊物。陈乐素的文章能够在这两份刊物上发表，很能反映其学术水平，而且这种水平为当时学术界所认可。这两篇早年的代表作，奠定了他的名声。
自《徐梦莘考》与《〈三朝北盟〉考》始，陈乐素对宋代文献的研究日益扩大与深入，最终成为他对宋史研究贡献最大的领域。
文风：
有见解、有同情、有愤怒
南方日报：像他的第一篇宋史论文，我们知道是因“九一八事变”有感而作。那么其它文章他的关注点在什么地方，是否也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 张其凡：除对宋代文献研究的重大贡献外，陈乐素在宋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研究也颇有成绩。陈乐素的第一篇宋史论文《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是研究宋代政治史的力作。此后发表的有关政治史的论文还有《南宋定都临安的原因》、《读〈宋史·魏杞传〉》、《余靖奏议中所见北宋庆历时社会》等。这些论文主要涉及北宋中期政治和宋金和战。在这两段的研究中，陈乐素都表现出他敏锐的目光和独到的史识。
在做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陈先生不仅努力发掘史实，还投入了自己的内心情感。比如，《余靖奏议中所见北宋庆历时社会》一文，有3万多字。陈乐素在文内表达了对农民的深切同情，他写道：“中国的农民，在中国历史上可称最善良的分子。他们不但朴实勤劳，而且耐得人间疾苦”。他引余靖奏议指出：“天下之民皆厌赋役之烦，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妇携手赴井而死者”，他愤怒地写道：“把地方上生产力最强的农民调充地方上守卫，人民对国家尽责任了！最强壮的被征用，农村里便要减少大量生产力，再加上余氏所说‘诸色科率’的重压，而又要威胁他们日常生活的‘煎硷’，岂不是逼他们走上绝路吗？”他做的这些文章，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厚的人文关怀。
南方日报：他的父亲陈垣先生写文章简练优美，在这个方面，陈乐素是否也受父亲的影响？
张其凡：应该是有很大影响。陈乐素先生为文没有空话，简明扼要。虽然他有很多长篇鸿作，但最不喜欢拖沓冗长的文字。读他的文章，总是给人以明快之感。他的学生、辽宁大学教授陈光崇说：“他的文章，不仅结构谨严，内容翔实，议论精辟，而且文笔优美，娓娓道来，令人百读不厌”。
治史：
他的研究方法形成了“陈门”
南方日报：作为一个教育者，陈乐素先生在培养学生方面有哪些为人称道之处？对现在的史学界有何影响？
张其凡：陈乐素是中国最早在大学讲授宋史并培养宋史研究生的教授之一。他先后在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暨南大学任教，兼职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43年，他指导的第一位研究生毕业；1987年，他亲自指导的最后一批研究生毕业。40多年来，他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学生，其中不少人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他是有成就的历史教育家，为中国历史学尤其是宋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值得后辈尊敬。
在浙大期间，陈乐素开设的本科课程很多，有隋唐史、宋史、中国目录学史、史料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源学实习、日本史、中日关系史等。到浙大不久，他又兼任史地研究所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除第一位研究生余行迈外，他指导的研究生集中在宋史领域。浙大的宋史研究，前有张荫麟倡导，后有陈乐素培育，80年代后徐规教授继起，形成了培养宋史人材的优良传统，成为雄踞东南的宋史研究重镇。
陈乐素南下到暨南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后，兼宋史研究室主任，由此开创了暨大的宋史研究工作。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暨南大学成立了古籍研究所（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陈乐素出任所长。在暨大工作期间，陈乐素为暨大培养了两届共4名宋史研究生，奠定了暨大培养宋史人才、研究宋代文化的基础。从此，暨大成为南方宋史研究的基地，受到国内外宋史学界的关注。
目前著名的宋史学者中，他的学生在大陆的不下30个，台湾也有一批。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是台湾培养宋史研究人材的重要基地，几乎占据了台湾宋史界的半壁江山。经陈先生的学生宋晞、程光裕等人倡导，仍然沿袭陈氏门风，重史料、重实证。他的学生做文献学的底子好。这一切，都可以明显看到陈乐素的影响。所以说他的方法形成了“陈门”。这在中国宋史研究界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南方日报：说到教育后辈，我发现陈乐素的治学方法跟他父亲如出一辙，能不能谈谈他们的学术传承？
张其凡：陈乐素治学确实受陈垣先生影响很深。在学习历史过程中，父亲从小对他进行启蒙，培养他对历史的兴趣。他家有《二十四史》，都是陈垣创造的条件。另外，为什么他和陈寅恪熟悉，因为陈垣经常派他去给陈寅恪送信送文章。黄炎培、马相伯跟他也有交往。应该说他受到过不少名家大师的栽培。
从方法上来说，他学会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材料，让材料说话。他很推崇实事求是、精深钻研的学风，因此他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求是集》。他学习父亲的治史之道，从目录学入手，以文献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料学、年代学等为基础，强调版本目录与考据，主张“脑、手、笔、腿”四勤，以“时、地、人、事”为“治史四要”。
每次动笔之前，他必然会大量搜集有关史料，进行考订、分析、取舍。形成的文稿又会拿给身边的人看，广泛征求意见，几经删改才发表出来。他一生公开发表的论著不算多，但大多是高水平之作。
南方日报：学生们数十年后仍然对他的教诲感念至深。他对他们最大的启发和要求是什么？
张其凡：陈先生指导学生，重视指点治学门径。陈光崇教授说他“在课堂上不但教给学生以丰富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导学生如何收集、鉴别、考订史料的方法，指引治学的门径”。他教育学生时，强调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工具书的应用。长期以来，他一直要求学生入学后就从精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入手，多看宋代典籍，不仅在这个过程中培养阅读能力，而且要从中发现问题。他一直强调，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在历史研究中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和解决问题。
为人：
确能做到“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南方日报：作为跟随他时间最长的学生，又多年担任他的助理，你和他之间是怎样一种师生关系？在你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
张其凡：他家里人包括他夫人，一般都认为我是这个家庭比较重要的人物。在杭州求学时，我长期一个人，经常没事到老师家干活聊天。大年三十，我不在他家就在另外一个李教授家。没事我都去他家游荡一下。有时候从早上坐到晚上。当时他出差、报销、借钱都是我来办。他对学生很好，在日常生活上非常关心。在他晚年的时候，我们这些学生和他的接触比他儿子智超还要多。
陈先生做人非常谨慎正规，洁身自好，待人诚恳谦逊。他沉默寡言，话语不多，但遇事有主见，敢于提出和坚持正确意见。在平日生活中，他勤俭节约，吃、穿都很俭朴。我记得一次，突然有一个洋人和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找上门，结果这个中年人一来就说是他姐姐的孙子。他们两人都是菲利普公司的。中年人好像是菲利普公司维修部的老总，洋人是亚太部老总。当时他奶奶跟他讲有个爷爷是中国的名教授，洋人就说要来看中国名教授怎么生活。于是他们要了一辆车到处转，在暨大转了一个多小时，问到了陈乐素家里。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电视机很少，一看陈家没有电视，他就说明天给你拿一台来。乐素先生马上就说，不能不能，要买可以托你买，你送不行。我不是买不了我是暂时不想买，影响大。后来，那时候的南华厂那个头头也要送电视，他也不要。最后他花了800块向南华厂买了个黑白的放在家里。这些方面他非常注意。
陈乐素一直很注重锻炼身体，长年坚持不懈。70岁后，他坚持每天步行一万步。师母常教授的女儿从日本给他买了计步器，他非走够规定的步数不可，所以身体状况一直不错。1979年，在开封举行的“《简明宋史》审谈会”期间，他还以77岁高龄而率先登上开封铁塔。
南方日报：他的其他弟子对他有什么评价？
张其凡：1984年，陈乐素赴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国际宋史研讨会”，台湾学者、早年的弟子宋晞携弟子到会与他见面。这是他们师生自1949年以后的第一次见面，宋晞特意制作了一块小匾，写上“师恩难忘”献给陈乐素。宋晞在回忆录中写道：“陈师为人平易可亲，但指导学生却以严格著称。”“我的研究历史，受乐素师之教导，为时虽只4年，然长期通讯，受益实深。”“师生的关系是永远的，我对乐素师的感念是历久弥深的。”
他早年的弟子程光裕在文章中写道：“乐素师……生活朴素，待人诚恳，视我们如家人。”“他治学严谨，督课认真。”“乐素师生活恬淡，治学严谨，论著精湛，享誉士林。从其学者，在严格的指导下，莫不受益。我有机缘，获乐素师青睐，得益良多，尤深感念！”他早年的另一位弟子、浙江大学教授徐规也说：“陈先生对学生态度谦和，要求严格，指导细心，在生活上也尽力予以帮助，身体力行。学生深受感染，亦多成材，师生关系极为融洽”。他还说：“陈先生确能做到‘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古训，老而弥坚，从不‘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
我觉得有篇文章中对陈乐素先生的评价非常准确：“先生的健壮体魄，得力于他长年不懈的运动，得力于他坦荡豁达的性格，得力于他清心寡欲的习性，得力于他素食不贪的饮食。”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陈祥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