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的内容，并不都是值得肯定的，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它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尽管家谱具有记录家族历史、“明世系”、辨血统的作用，但由于早期家谱大多没能保存下来，现存家谱大都是明清以来所修，但在追述祖先事迹时都远在明清以前，甚至上溯到得姓前后，其间相距数千年，要理顺世系源流并非易事。因此，修谱者在追述祖先源流、先人事迹时，张冠李戴者往往有之，混淆颠倒基本事实、与历史不符合的现象也很常见，伪造世系、拉名人作祖先等更成为带有普遍性的做法，从而使家谱中的世系、血统等问题都非那么真实可靠。究其原因，有些可能与编修的人故意做假有关，有些则是历史的原因使然。
唐朝灭亡以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至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失传，甚至欧阳修也说当时“世族亡其家谱。今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同样，宋代以后，虽然民间修谱之风颇为盛行，但情况相当复杂，其中沿袭者有之，攀附冒认名门者有之，含糊其事、胡编乱造者有之，真假相间，不一而足。明清时还出现了专门替人伪造家谱世系的“谱匠”，利用事先准备、不具姓氏的通用家谱作为“道具”，每当有人延请修谱，填上姓氏即大功告成。这样修出的家谱至今仍有所见，其中大多托始于南宋，有几乎一样的名人序跋、远祖遗像、朱子题辞等，乍一看来天衣无缝，但张王李赵几乎一个面孔，以致许多家谱中都出现了欧阳修、苏轼、朱熹、文天祥、方孝孺等名人的题跋序言，其实都是这些“谱匠”的杰作。对于这种情况，现在许多人由于不了解真相，将其视为祖传之宝；甚至一些报纸也动辄发布消息，说某地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家谱，记载了某姓某族数千年的世系传递，具有无比重要的价值，等等，几乎吹上了天，其实真实性都是要大打折扣的。
明清以来所存在的伪造世系甚至伪造家谱、拉名人作祖先的做法，严重影响了家谱“明世系”“辨昭穆”功能的发挥，究其根源，有些原因还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痼疾。在古代，几乎所有的开国君主都要伪造自己的世系，把自己的家族与以前的帝王将相联系在一起，一些名人也乐此不疲。如汉高祖刘邦本是山东一布衣，南面登基后因不知先祖所出，便自称是唐尧刘累之后，伪造了商周以来的世系。其后，两汉之际的王莽代汉建新，自称黄帝、田齐之后，也是有意拉名人作祖先。三国时，刘备明明是编席卖履的小贩，却到处夸耀自己是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等文臣武将还追随他三分天下。而曹操本是由夏侯氏入继曹姓的，但仍自称其先祖出自黄帝，曹操之子曹植又说其祖先是周王室的后裔。后来，曹操的孙子魏明帝说曹姓是虞舜的后代，出自有虞氏。作为一国之君的曹氏竟然如此三易其祖，说明他们自己实际上已经不知道血统所出了。此外，行伍出身的侯景本来是出身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领兵推翻梁朝后自己做皇帝，臣下问他 7 代以来祖先的名讳便于祭祀，他回答说：“前世吾不复忆，唯阿爷名揉，且在朔州，伊那得来啖是？”意思是仅知道他的父亲名叫侯揉，父亲之前叫什么已经一概不知道了。臣下无奈，除有人帮他回忆出他的祖父名叫乙羽周外，其他的名字都是伪造出来的，甚至“以汉司徒侯霸为始祖，晋征士侯瑾为七世祖”。
自居易著作《白氏长庆集》中佰有冒认祖先的自述
不仅帝王如此，名人也不例外。唐代大诗人自居易自称是楚 太子建之子白公胜之后，认为白公胜在被楚国杀害后，子孙逃亡秦国，世代为将， 如白乙丙即是其中一个。白乙丙裔孙白起为秦国立过大功，受封为武安君，白氏从 此兴盛。事实上，自居易的这些自述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白乙丙生活时代要早于白公胜 100 多年，不可能是他的后代。还有一个被世人传为笑谈的事例是，有位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为此编造了自己到林和靖之间的一些名字作为祖先，但世人都知道史书上也记载得明明白白，林和靖终身未娶，不可能有后代。因此，清朝人钱大昕针对这些乱接世系、冒认祖先、妄相攀附等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并说家谱“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另一位清朝人王菜也批评家谱“徒矜阀阅，自紊其宗，自诬其祖”“失其本系，辄攀古人之显者而祖之；系无所承，即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人以实之；传、赞、志、铭、诔之属，必假当世之名人以荣之，用相夸耀于流俗”。上述这些批评中所提到的家谱局限性，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关于家谱的局限性，值得一提的还有“隐恶扬善”问题。许多家谱都以此为指导思想，对自己祖先的功劳无限渲染或夸大，而对缺点讳之莫深，或者一味地进行粉饰，误导舆论，人为地制造历史错误。如在清朝编修的一种家谱上，开宗明义地指出其修谱原则是“凡是干谱例者，当削不书，违者许房长鸣祠处治”，也就是要为亲者讳，“书善不书恶”，只写好不写坏，不让人知道真相。这种笔法固然可以为祖先挽回些面子，但却影响了家谱的价值。对此，钱大昕指出这是“支离附会，纷纭蹭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并无多少事实可信，这种说法也是符合实际的。当然，也有少量家谱对待祖先曾经所犯的过错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要求不必隐藏，认为这样可以警示子孙，如在清光绪年间编修的《方氏宗谱。凡例》中，就列出了六种不必隐讳的恶迹，“一日弃祖，二曰叛党，三曰犯刑，四曰败伦，五曰背义，六曰杂贱”，要求族人牢记，不能违犯，否则就要在家谱里记上一笔，让其做反面典型。总之，家谱作为传统社会里备受重视的家族文献，有其值得肯定的多种价值， 也有不容忽视的缺陷或痼疾。我们应充分认识其价值，正视其缺陷，扬长避短，实事求是，对其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
（文章来源：摘编自《家谱文化知识与编修技巧》，王大良编著，气象出版社，20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