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集中住校，统一蒸饭，由学校统一发给大米指标（每人每月28斤）。我的生活有所改善，但家庭更加困难。那时候挑柴卖也随时被戴上“两顶帽子”（一是走资本主义；二是破坏山林）。父亲为了我读中学只能躲躲闪闪地挑柴卖，挑柴卖时要在天亮之前走出本乡村，不让本乡人看见，过关之后直接挑到学校的厨房，卖给学校，由总务换成饭菜票交给我。父亲除自己挑柴卖之外，也用生产队收工后的空隙，去附近山里斩些杂柴（松荷杉之外）晒干，让我在星期天早上挑去石坎瓷厂卖，下午才回学校。在我读中学的那几年，全村的人对我也很关照，允许我到山上挑一些属于集体的干柴去卖。高中阶段遇着“文化大革命”，学校不能正常上课，复课后转到龙颈中学。就这样在父亲硬撑的小天空下读完了高中，然后又很幸运地被招工到韶关铁路电务段工作。我跳出了“农门”，也实现了父亲做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