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个拥有资产100多万港元的殷实商人。
　　新中国成立后，陈国泉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加祖国的经济建设。上世纪50年代初，他从香港调集资金回广州开设“和隆行”，又出资10万元參与创办华南企业公司，还投资北京新侨饭店（华侨大厦）。其后，广州兴建华侨大厦，他捐款1万元；新会兴建革命烈士纪念碑，他捐出3000元；新会集资10万元创办华侨中学，他认捐3万元（后来，其夫人再捐1万元）。
　　1957年6月30日，陈国泉在广州病逝，其夫人唐珍琰遵夫嘱结束在香港的生意，把在港资产套现为100多万港元，携款全家迁回新会会城居住。后来，唐女士把该款用于支援新会的经济建设和兴办公益、教育事业。她先后投资参与了新会龙潭水电站、新会华侨电机厂、新会农械厂的兴建和技术改造，又捐资11万元在新会学宫后面兴建了“国泉楼”（后用作新会博物馆）、捐资19万元兴建了会城少年宫和游泳池配套设施。
　　石头村是陈国泉的故乡，桐井河把石头村除椅山、南山之外的大部份村庄阻隔在江沙公路的对面。以前，村民出行必须乘搭椅山的横水渡过河，甚为不便。为改善这一状况，1964年7月，陈国泉的遗孀唐珍琰女士捐钱兴建了这座横跨桐井河的钢筋水泥桥，当时人们称为椅山桥。鉴于陈国泉夫妇对石头村的贡献良多，1993年，石头村村委会议决将椅山椅更名为“陈国泉桥”，这便是陈国泉桥的来由。
　　D卢观恒父子与天河围大堤
　　据史籍记载，石头村蓬莱里曾出过一个名人叫卢观恒。此人曾在广州开设广利行并成为富商，后任十三行首领，生前多做善事，死后获皇上颁旨入祀乡贤祠。其子文举、文锦、文蔚、文翰秉承乃父遗风，一边营商，一边造福社会，捐赠甚多，而在卢氏父子所做的善事之中，最为村民称道的是，出钱出力修筑了天河围大堤。
　　原来，天沙河与西江并行南流了10多公里，为保护天沙河不受西江“欺负”，人们在中间筑了一道堤坝叫天河围大堤，由于该堤捍卫着棠下、江门、会城的广大地区，因而历代政府都把它列为江门、新会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
　　卢观恒是石头村人，深知天河围大堤的重要。早在嘉庆初年，卢观恒就曾捐出巨款修筑、加固大堤。道光二年（1822年），西江发大水，天河围大堤三围同时崩决，洪水淹没了棠下的许多村庄，大片农田被毁，灾民无数。水灾过后，当地政府发起修筑新的天河围大堤，卢观恒之子——卢文举到实地勘察后，提出改土堤为石堤，以增强堤坝的防洪能力，并表示愿意承担修堤的全部费用。村民们自是乐见其成。
　　卢文举先是稟奏朝廷大吏，获准在九龙山开采石料，又出资买下堤边之民田，以取土筑护坡。筑堤工程由附近的村民负责施工，由于刚刚受过洪灾之苦，民工们自是干劲冲天，石堤工程进展顺利。很快，全长3458丈（司码丈，折12.6公里）的天河围石堤筑成。“百年之大患，一旦消除”（《新会乡土志》语），卢文举为此总共花费了13.3万余两白银。
　　石堤完工后，卢文举又考虑到大堤的维修费用问题。他想，如果按原来三围内民田每亩每年加派白银六分之例钱，一则加重村民负担，二来不足应付，于是捐出黃布臀田之官坦田825亩，以所收田租作为天河围石堤之常年维修费用，又奏请官府免去加派给村民之例钱。天河围大堤因此得到悉心维护。直到1915年，天河围大堤才再次崩决。至此，它总共抵御了92年的西江洪水，使天沙河流域民众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远离洪灾。
　　卢文举出钱出力修筑天河围石堤，民众自是感恩感德。大堤完工后，绅士罗天池联合天河、横江、周郡各村村民，定制“美济苏堤”一匾为赠，把卢文举修筑的“天河围大堤”与苏东坡修筑的“杭州西湖苏堤”相提并论。其实苏东坡筑堤，用的不是自己